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

  学习了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选修课,知道女人们地位低,可是还是希望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解读和分析一下她们的社会地位。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么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帮忙!星期二之...

  学习了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选修课,知道女人们地位低,可是还是希望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解读和分析一下她们的社会地位。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么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帮忙!星期二之前给我答复。拜托了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不像楼下其他人,我用古代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来举例~ 西厢记应该知道吧,算是中国古典爱情第一小说。我们现代人赞扬这部作品的冲破禁忌的传世佳作,而在古代这部作品彻头彻尾被视为荒淫无耻的邪典。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普罗大众的价值观比西厢记更保守。而西厢记不过就是说一个弱女子暂住一家寺庙,有个还愿的书生从和尚那里了解到有个女人住在寺庙里,去偷窥女孩散步,进而两人见了一两次面而已。这都在我国古代社会视为大逆不道的事。看看红楼梦里宝玉给女孩送西厢记的书本时那种如获至宝时的情况来看,就算是曹雪芹时代这种礼教害人的情况还是很明显。还有很多古画,看看宋朝的《耕织图》里面下田的都是男人,雍正的cosplay作品24节气耕作图里的农民生活是女人都会待在房子里,下田或者其他重活累活都归男人。看看乾隆下江南的宫廷画,一张画里或许有几百上千个人物,可是女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所以古代女人甚至连踏出家门都不行,抛头露面,足不出户这些词都是古代限制妇女人身自由而出现的专用名词。古代妇女的地位甚至低于自己的儿孙,要是丈夫去世了儿孙成年了就要听从儿孙的话,而且我国古代计算人口都会把女人归类到财产一类,不会把她们算成人,所以这种社会体制和主流意识是根本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或者资本萌芽,更不可能出现科技和工业。也不会出现花木兰这类人物。

  展开全部相对比较低,但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人不一样。

  其实封建社会的很多妇女只是很少出门,相对比较封闭,但大多活的还是不错的。我祖父那辈也都说过,那个时代的女人主要以家务,以及照顾孩子和老人为任务,其实压力比较小。如果不会干活,肯定没好日子过,而很多勤劳能干的媳妇,在家里还是就很香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酋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男性处于从属地位。但随着母系社会瓦解,进入父系社会后,妇女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由原来的社会主宰变为附庸,到最后沦落到无多少社会地位的地步,标志着两性在权力争夺中男性拥有绝对优势,妇女中的佼佼者除偶尔有昙花一现的表演外,大部分时间只是听任男性的摆布,这种情况到宋朝以后更是达到极致。

  汉唐时期,妇女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离了男人自己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在连年混战导致大量男性人口下降的情况,妇女依然可以耕作、养殖,对恢复社会元气起很大作用。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组建“娘子军”帮助李渊打天下,更为广大妇女争得巨大的荣誉。汉唐时代妇女虽然受到封建礼教的诸多束缚,但较宋明以后的妇女还是拥有较多的自由。尽管汉唐时代两性关系比较混乱,被后世诟病为“脏唐”“ 臭汉”,其实人口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强汉盛唐的威风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靠千千万万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和汉唐为敌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吐蕃最后要么是远循异域,要么是表示臣服,中华民族在这两个时代里是以强者的姿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宋朝自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北宋、南宋延续了三百多年,由于宋朝历代皇帝实行“偃武修文”国策,加之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收复,失去燕山屏障,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抗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最后积贫积弱终致灭亡,历代史学家在讨论北宋之灭亡时都强调它的首都开封汴梁无险可守,但有一个因素很少提及,就是自五代末期就逐渐兴起,到北宋时全国妇女竞相效仿的缠足问题。

  我认为妇女缠足不但使她们自身蒙受巨大痛苦,也彻底使她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缠足后妇女行走缓慢,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只能在家中带孩子或围着灶台转,变成了真正的“内人”,成为依附男人生存的附属品,在遭逢乱世之际,因为无法快速逃离,首先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和奸淫掳掠的对象。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较弱,和男性兵将不能取得女性的有力支援也是有关。返观辽国契丹人,女性不但不拖累男性,反而一些杰出女性(如萧燕燕)还可以成为三军的实际统帅,强弱对比,一目了然。北宋在同辽、金、西夏对峙过程中屡吃败仗是很好理解的。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使许多读书人为求取功名,陷入“致知格物”之中,固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展,但孔孟思想因有些书生们的断章取义而受到歪曲,误导了不少后世人。朱熹等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给广大妇女又戴上“性禁锢”的枷锁,寡妇不能再嫁,更加限制了妇女的自由。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偏安一隅,醉生梦死,不思恢复中原,文官贪污腐败,武将贪生怕死。在风雨飘摇之中居然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也算一个奇迹,最后海角厓山一战为张弘范所灭。南宋一朝,国力衰微,根本无力抗衡北方强敌,士人地位虽比较高,但妇女地位较唐朝降低了许多,说它是历史上最屈辱的汉人王朝也不为过。

  朱元璋起自寒微,草创大明,他的马皇后是个大脚,传说他曾因马皇后是大脚遭人嘲讽而动杀心,说明他很反感妇女不缠足,他似乎没有禁止妇女缠足的思想,因为自身文化素养低对文化人也比较反感,在科举考试上以“八股文”取士,命题范围不超出朱熹注释的四书,考生也只能按照朱熹的思想进行论述,不能自我发挥,他的这一作法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不利于儒家文化的发展。他又制定“妇寺不得干政”的祖训限制后妃太监的权利,但终明朝一代,后妃干政并不多见,但寺人乱政却屡见不鲜,以致明亡之后,有一个诗人吟出了“二百余年明社稷,一齐收拾是阉人”的诗句。整个明朝社会,妇女的地位不见得比宋朝高。明朝前期,国力还算强盛,也有过“仁宣盛世”的短暂辉煌,但自明武宗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世宗、神宗皇帝的不作为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明朝很多皇帝宠信,对人民实行黑暗统治,对读书人很不尊重使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明朝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大批士人变节沦为贰臣同明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不无关系。

  元朝和清朝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政权,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对整个汉民族施行的都是高压政策,他们不要求本民族妇女缠足也就罢了,也不会大发慈悲解除汉族妇女的缠足,所以这两个朝代女性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太高,这两个王朝鼎盛时代疆域面积或许超过汉唐,但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还是无法同历史上强汉盛唐相比。尤其晚清时候我国几乎为列强瓜分,在许多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民国初期禁止妇女缠足,但这一陋习彻底根除还是花了很长时间。“五四运动”之后妇女享有接受高度教育的权力,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妇女地位大大提高,民国时期我国在世界上还只是一个弱国,是因为几十年中间各种战争接连不断,国家元气大伤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缔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娼妓制度,将昔日操皮肉生涯为生的妓女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于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妇女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妇女能顶半边天,各行各业中女性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广大妇女们恢复了自信,摆脱了附属者的地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毛主席在一首诗中曾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是对当时广大妇女的全面肯定。那时很多的“铁姑娘突击队”、“ 三八红旗手”是广大妇女效法的对象。当时我国经济虽然不是很发达,但苏美两霸不敢轻易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当时是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

上一篇:不少基金公司都已关注到AI科技对未来投资的影响
下一篇:男人们可得注意了